政商旋转门这种全民心照不宣的事物，近能生成热度，也是蛮让人欣慰的……政府官员退休或离职之后下海进入企业、学校任职，被西方的公共行政伦理专家称为“旋转门现象”。西方**尤其是美国（建国过晚，没有旧贵族势力掣肘）甚至会有专门的“掮客集团”受雇于特定的利益集团，许多落选的官员被的游说公司雇用，领取比在政府里任职高出许多倍的薪水，这些游说公司反过来又向客户收取高额佣金。同时，许多私人部门的人士又被政府吸纳、成为政府官员。这种双向流动就是“旋转门”(revolving door)。如现在的大统领，他卸任美国总统之后肯定会再次经营自家企业，那么凭着前总统身份在政府中保留的人脉，自然会增加他的公司的竞争力。他的前任奥观海在2013年曾提名一位白宫办公厅主任雅各布·卢，担任财政部长。此人就是一个典型的“旋转人”：1998-2001年担任克林顿的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。2001-2006年摇身一变出任纽约大学执行副总裁兼运营官，后又任花旗集团财富管理部门运营官和替代投资部门运营官。旋转门的出现原因很简单，强大的利益集团、财阀势力要控制政府、让政府的决策为它们的利润服务。一种办法是提供资金、把自己的代言人推进议会。另一种办法是利用前任政府要员在政府中的影响和人脉，来到企业担当要职，间接影响政府决策。此前仅1998年期间，美国就有138名前国会议员经审核批准而成为正式注册的“游说人”。到2001年3月，在任满的国会议员和离职的前政府内阁级官员中，分别有31%和33%都与游说公司或公关公司签约。由于美国总统四年一届，行政官员的任期短，从而令其身份可以反复转换、双向捞钱，或是资本、或是政治资本。比较典型的就是切尼，1989年在老布什政府中任国防部长。卸任后退出政坛。1995年成为哈利伯顿公司（主营油田服务和施工业务）的总裁兼执行官。随后，哈利伯顿公司就不声不响地拿到了帮助科威特扑灭其320口油井大火的大额合同……旋转门现象显然是不利于市场活力，极容易滋生、或者说其压根就是服务于利益垄断和钱权苟合。早在2009年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报告就指出，美国旋转门与2008年金融危机直接的关系，并要求美国加强对因“旋转门”所产生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腐败的监管。股民和中小企业被割韭菜，财阀则岿然不动，旋转门之弊端无需多言。在中国，2012年的18th之前，这种情况同样尤为突出。2012年末时，中国2500余家上市公司中有816家聘请了前官员担任独董、达到1101人次，平均不到3家公司即有1人次的“官员独董”，且不乏省部级高官。如知名服装企业雅戈尔的独董李国光，退休前担任人民法院副院长达八年；雅戈尔另一名独董叶如棠，退休前为建设部常务副部长。但是在18th之后，特别是2012年底的“八项规定”和2013年10月中组部颁布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（任职）问题的意见》等一系列限制性条例出炉之后，中国特色的旋转门了一定程度的遏灭。从2013年10月到2014年10月，一年时间就有超过260位“A股独董”离职，其中包括约30名省部级独董。比如宝钛股份的独董钱桂敬，曾任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（副部长级）；再比如韩修国，1998年1月-2001年9月任甘肃省副省长，2001年9月-2009年3月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。应该来说，在1978年之后，优势家庭背景和优势政府资源的“正向作用”——不管是1949年之前的“旧精英”身份，还是作为党政干部的“新精英”身份，确实在事实上是回来了。于市场经济框架下的权力渗透资本，尤为显著。像鹅这样的在招聘信息中毫不掩饰、明目张胆地向权力索取接触通道的现象，震惊之余，倒也见怪不怪。
